尽管政府对国十条落实与执行还留下许多余地，但有人想借国家电网监测数据不准确而让国十条退出是不可能的。
这将大大提高薄书记所说的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最早提出GNH的不丹，其国民幸福指数有70多个分量。
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1月建立了战争生产局，而为该局工作的西蒙·库兹涅兹把1933计算美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工作进一步发展，直接为罗斯福提供美国的战争生产能力的估计。《21世纪》：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提出要全面提升国民的幸福感。随着一国的经济增长超过温饱，向小康甚至丰裕的水平前进，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评价指标的不足日益显现。我认为国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初步形式，就是联合国在198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它并非完全排斥GDP，因为人类发展指标的构成中包括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标三大项。同时，薄熙来书记又明确指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
在1940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凯恩斯正式向英国战时内阁提出建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便能准确估计英国的战争生产能力。库兹涅兹、米德和斯通三位经济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恰恰出在漏报、少报等产生的非抽样误差。
这再次说明两位商榷者或者没有认真读过报告全文，或者有选择地忽略掉了报告的某些部分。两位的商榷文章当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但这方面的讨论，并不仅限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问题，而是进一步关系到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应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何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同时借鉴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各地的专业调查人员直接以他们熟悉的人群(亲属、朋友、同事、邻里)为调查对象来收集各项收入支出信息。
所以统计部门和经济学者的共同责任，是面对现实，搞清情况，不能继续满足于统计调查样本量大、方法科学等表面文章，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虽然在统计上搞清灰色收入是很困难的事情，但鉴于目前灰色收入泛滥的情况，收入统计避开灰色收入就很难不失实。
这种情况不改变，会掩盖实情，误导决策，带来严重后果。但这些评论回避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施发启文章的计算实际上是将居民收入上调，但假定GDP不变，才会得到上述比例。在问卷设计上采取了先问消费、后问收入，先问分项、后问合计，不追问收入具体来源等调查方法。
报告中已作了说明，如果居民收入有大量遗漏，GDP核算不可能没有遗漏。以2008年数据算，全国居民储蓄总额(收入减去消费)在2008年为3.5万亿元，而当年仅城乡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就增加了4.5万亿元，加上居民当年购买商品住宅支出(扣除银行贷款)，在股市、债市和实体经济的投资，手持现金等，实际的居民储蓄应该在11万亿元~11.5万亿元之间(未计算居民在国外的存款和投资)，是按居民收入统计数据计算的3.5万亿元储蓄的3倍以上。虽然舍弃了统计台账的方法，凭记忆容易产生数据误差，但这种误差是随机的、双向的，既可能偏低，也可能偏高。2008年，中国居民因私出国出境4013万人次，超过了同年美国出国人数(4002万人次)。
两位也认为笔者的研究报告在估算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尤其在获取基础数据和推算宏观数据方面值得参考和借鉴。而系统性偏差是同方向的，不可能互相抵消。
在平均的意义上，它们会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抵消。第一，样本量大小，并不决定样本是否无偏。
但搞清真实情况、获得可信数据，是必要的前提。上述说法不知来自何处？4.施、王两文都说恩格尔系数与收入密切相关，但也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用恩格尔系数法推算收入水平存在明显问题。而且问卷中这个问题只作为参考信息，并不改变任何原始收入数据和推算数据。但报告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提法，而是说根据国外经验，通常商品住宅价格是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是可承受的价格不过，因为缺乏足够认真的政治审议过程，各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够成熟的做法。文明演进的一半自然趋向是人口、资源聚集，形成城镇。
但僵硬的户籍制度扭曲了这个过程，为此，人们强烈呼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其实，政府假如真的关心农民境遇，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修改法律，让乡村居民享有城镇居民的权利。
第三，针对目前城、乡居民权利严重不平等、福利严重不均等的局面，采取有力措施，实现两者的平权化和均等化。第二，承认并尊重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权利，这样，进城农民可以在宽松的制度环境下处理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交给政府一条路。
他们留恋乡村的生活方式。相当部分年纪稍大的人口可能都有这样的意愿，即便他们的子女已经在城镇生活。
透过矫正型财政，拉平乡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可获得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而根本用不着改变户籍归属。但同时，明智的政府也做更多事情：第一，开放城镇人口向乡村流动。这样的改革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如果本地城镇开放市民登记，他可能选择本地城镇。
还有另外一种构想：尽最大可能把农业人口转成城镇户籍。明智的政府当然会满足那些已经生活在城镇或者愿意进城的农民的诉求，设定一个最低门槛，登记他们为市民，让他们享有完整市民权。
但其实，如果剔除权利不平等与福利不均等的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进城，永远生活在城镇。50年代以来，城乡分割的制度阻碍了这一趋势，过去30年中，伴随着工业化和社会逐渐开放，这一趋势顽强地表现自己，大量人口从乡村迅速转移到城镇，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城镇化过程。
比如笔者，就已经彻底厌倦城市的生活，渴望在家人退休后到乡村，过上一个不那么让人产生压迫感的生活。反过来，按照城镇生活意向来划分，城镇人口也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人愿意继续并且永远生活在城镇。
显然，他们愿意获得城镇户籍。若果真如此，对农民显然不公。这种改革构想以承认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间的权利和福利差距为前提，据此人们当然会认为，把乡村居民从农业户籍转成城镇户籍，就解决了城乡分割问题。重庆户籍改革基本属于这一类。
当然，由此也可以快速推动城镇化过程，带动经济增长。我倒是十二万分地希望重庆方面的辩解是事实，为此，也愿意本着理解的态度，讨论一个也许被人们普遍忽视的命题：户籍改革不应以消灭农民为目标。
第一个问题是，它把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和福利的不均等视为当然而永恒的。不过，农业户籍在本地的此类人口，未必现在就生活在本地城镇，他们中有很多常住于外地城镇。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引发诸多争论，有人怀疑：政府此举是否强迫农民用土地换户籍。第二类人，由于各种原因，愿意现在或者将来迁入乡村生活。
